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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王开奖4933332019-6《收获》“锦瑟华年”《新潮》:夜猫喊叫

发布时间:2019-11-18   浏览次数:

  原标题:2019-6《收获》“锦瑟华年”《新潮》:夜猫喊叫催来黎明(王尧)

  呼应《新青年》的是北京大学的新青年们,1919年1月1日,酝酿了一年多的《新潮》第一期正式出版,一时间风生水起。《新潮》创刊时,北京大学已经有二十一年的历史,但学生自主办刊则始于《新潮》。《新潮》与《新青年》的相互激荡,堪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最为灿烂的景观之一。一百年来,以学生刊物对现代中国的影响而言,无出其右者。

  如果没有北京大学的改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也许会延后数年。在蔡元培校长之前,北大也是所陈旧的学校。蔡元培校长以其大学理想、专业、怀抱和人格的影响,变更了北大的风气。几十年以后,《新潮》杂志的主要创办人之一罗家伦记忆犹新:蔡元培先生教训学生,来北大是为求学,不当为将来升官发财而来,乃是要为国家民族着想,为负起贡献世界文化的重要使命而来。在“五四”前后曾经代理蔡元培校长职务的蒋梦麟在他的《思潮》一书中也有和罗家伦一样的叙述:蔡元培先生以兼容并包的思想,集合了现代许多学者,在北大研究讨论哲学、文学、人生及各种社会问题。于是,北大气象为之一变。

  北大文科教授创办了《新青年》。集结在这份杂志周围的新式知识分子高举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旗帜,抨击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这被仍然生活在旧社会的卫道士们视为大逆不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潮》的潮流又随之而来。罗家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谈起《新潮》的创刊:“不久学生中我们一班朋友,又办了一个月刊叫《新潮》,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支持这个主张,更为积极,于是触犯了卫道先生们的大怒。”“《新潮》以一个大学生的刊物,第一期出版不过一个月,竟至三版,而销数竟达到一万。”在谈到《新潮》与《新青年》的关系时,周策纵曾经评论说:“在《新青年》集团和北大发生了联系以后,新式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高度的推崇和广泛的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北大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有日趋壮大的学生支持。”

  1917年秋,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顾颉刚和徐彦之萌生了创办杂志的想法。次年秋,徐彦之和陈独秀讨论他们的想法。陈独秀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傅斯年关于《新潮》创刊的回忆,成为后来研究者重复叙述的材料。他特别提到“我们杂志是由觉悟而结合的”。1918年10月13日,新潮社同人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关于刊物的名称,罗家伦提出了中文刊名《新潮》,徐彦之建议用英文名Renaissance。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罗家伦为《何为今日世界新潮》一文所加的注释中又对Renaissance做了解释,他不赞成将The Revival of Leaing 译成“文艺复兴时代”,他觉得Renaissance的语根是“新产”(New Birth),所以他把杂志的中文名称译为“新潮”,是基于这个词的语根和这个时代的精神。

  四十多年后,胡适对《新潮》刊名的立意仍然十分肯定:“他们那个刊物,中文名字叫做《新潮》,当时他们请我做一名顾问,要我参加他们定名字的会议——定一外国的英文名,印在《新潮》封面上。他们商量结果,决定采用一个不只限于‘新潮’两个字义的字,他们用了个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复活、再生、更生。在历史上,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名字。他们这般年青——北京大学最成熟的青年们,在他们看起来,他们的先生们,王中王开奖493333!对于这个运动已经提倡了一两年时间了,他们认为这和欧洲在中古时期过去以后,近代时期还未开始,在那个过渡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相同的。所以他们用这个Renaissance做他们杂志的名字。”作为顾问的胡适,如此评价他的这些学生们:“四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当时北京大学一班学生的看法,是对的。”

  1918年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胡适任顾问。当时的会员二十一位,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员最多时四十一位,多数会员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或骨干。1918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新潮杂志社启事》说:“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如肯赐以指教,最为欢迎!”周作人于1920年5月加入新潮社,成为唯一的教授会员,并于10月被选为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编辑。此时,多数重要成员出国留学,新潮社日渐衰落。这本定期出版的杂志,因“五四”运动爆发,延后出版了原本应于1919年8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编辑部特地解释说:因为“五四”运动发生,新潮社社员分担了运动的责任,而北京大学天天在惊风骇浪中,同人不能安心作文办事,所以推迟到10月出版。在这一期,傅斯年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编者说这篇文章“代表我们一大部分的意见”。1922年3月《新潮》第三卷第二号出版,这是《新潮》最后一期。

  在创刊时,傅斯年他们提出了《新潮》杂志需要坚持的三种“元素”:“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这三者应该就是《新潮》的“新潮”,从此,“新文化”和“新文学”又有了新的面貌。

  围绕《新潮》两代新式知识分子的互动,也是一百年后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且不说蔡元培的护卫、陈独秀的助力、胡适的顾问和李大钊、周氏兄弟的参与这些具体细节,他们在思想上一段时间的契合,似乎也是现代中国难得一见的故事。

  1919年7月,蒋梦麟代理蔡元培的校长职务,偕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从北京坐火车往上海。在北京大学,蒋梦麟第一次见到了傅斯年和罗家伦。他对这两位北大“五四”健将的印象是:“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他们约好了好多同学,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出版了一种杂志,叫做《新潮》,向旧思想进攻。”在这之前,有人造谣,说傅斯年接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这家烟草公司又有日本股份。在全国反日的情势下,说傅斯年拿烟草公司的股份,当然是想毁掉傅斯年。蒋梦麟在上海看到报纸上的消息,便写信给傅斯年,表达安慰之意。两人首次见面,肥胖的傅斯年穿了一件蓝布大褂,高谈阔论了一番“五四”运动的来踪去迹。许多年以后,蒋梦麟掌北京大学,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由南京迁至北平,两人常常见面。蒋梦麟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多事之秋,他的“参谋”就是胡适之和傅斯年,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

  鲁迅既是《新青年》也是《新潮》的作者。第一卷第五号刊载了鲁迅和傅斯年的通信,鲁迅对《新潮》用心之细致令人惊叹。傅斯年曾致信鲁迅肯定《狂人日记》,鲁迅回复《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回信中提的问题非常具体:“《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谈到《新潮》的文学作品,鲁迅中肯地指出:“《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此后能有多几样作风很不同的诗就好了。翻译外国的诗歌也是一种要事,可惜这事很不容易。”“《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是爱情还是苦痛》(起首有点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扇误》译的很好,《推霞》实在不敢恭维。”傅斯年致信鲁迅,夸《狂人日记》,鲁迅也因此回应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坏中国的寂寞。”傅斯年、罗家伦都说到中国的寂寞,而鲁迅的“破坏中国的寂寞”便是铁屋中的呐喊。

  傅斯年回复鲁迅这封信时,直接表明采纳鲁迅关于科学文的意见,说“此后不有科学文则已,有必不免发议论”。傅斯年也赞成鲁迅对《新潮》诗歌和部分小说的评价,他还重申了他对《狂人日记》的评价,“《狂人日记》是真好的,先生自己过谦了”。对于鲁迅说到的闹出几个新的作家来破坏中国的寂寞,傅斯年进一步回应说:“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所以人家骂我们‘胆大妄为’,正是我们的长处;所谓‘日月出而爝火息’,正是我们要求的命运。——但是日月一时不出,爝火总不令他一时息去。”

  在《新潮》创刊四十多年后的一次演讲中,胡适仍然以欣慰的心情高度评价他的这些学生们:“五四的前一年(五四是民国八年),在民国七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一班学生,一班高材学生,已经成熟的学生,里面有傅斯年先生,有罗家伦先生,有顾颉刚先生,还有很大的一群——也不能说是很大的一群,只可以说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那一班学生,——他们响应他们的先生们——北京大学一班教授们,已经提倡了几年的新文艺新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文艺革命、思想革命。他们办了一个杂志,那个杂志我今天早上已经说明白。”胡适甚至认为,“《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他说在当时大学的学生刊物当中,在世界学生刊物当中,《新潮》都可以说是个很重要的刊物。

  罗家伦(1897-1969),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先生哺育了学生,先生是思想领袖,学生则成为“五四”运动的健将。在“五四”当天,罗家伦一气呵成《五四宣言》。不久,罗家伦在第二十三期的《每周评论》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首次命名了“五四运动”。罗家伦回忆这篇文章时说: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叫“爱国”、“救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我声明我们的运动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其实这两句话,是在我五四早上所作的宣言中造成的),我们运动的实在价值之所托,在乎三种精神。这三种真精神就是中国民族存亡的关键。所谓三种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别裁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

  我们未必完全认同罗家伦对五四精神的概括,当他多年以后重新阐释自己的主张时,已经受到现实语境的影响,但他的这番解释也成为研究“五四”运动的一条线索。新潮社的成员在后来也选择了各自的道路,并且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分化,那么显然无法与《新青年》比拟。新潮社的成员,似乎更倾向于胡适的主张,多数人后来都走上了学术道路。但无论如何,他们中的多数人仍然心系学术,这与他们当年试图革新中国学术的初衷也无大的矛盾。

  罗家伦在1920年5月《一年来我们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中已经有了思想的转向,他认为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罗家伦说:“我常常愤闷起来的时候想道:若是西洋人骂我们是劣等民族,我简直无法否认。你看现在的中国那里有一种学问配在世界上说话;说到这点,我们中国人连印度人都不如呢!所以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现在是大家分工的时候,不是万能的时候了!我以为中国的社会固然是毁坏学者;而我们现在的行动,也是同一样的毁坏学者。”他以他的个人经验为例:天性是在求学方面比事务方面见长,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示,忽而诽谤,忽而亡命……如果用这样的心血完成想译的三五部书,那么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是何等贡献?想到这里,罗家伦说他“偶一回头,为之心酸”。他将来采取的方针是:“总之,我们作文化运动的最后觉悟,是要知道现在中国没有一样学问,可以在世界上占得住位置的;无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不能存在的。”

  1920年8月1日,已经负笈英伦的傅斯年给胡适写了去国后的第一封信。“近来很不想做文章:一来读书之兴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二来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很觉得自惭了;三来近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四来近中更觉得心里边的Extroversion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rsion之趋向大增,以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由傅斯年说的这四点,也可知《新潮》的停刊是必然的。就在致胡适的这封信中,傅斯年提到了俞平伯。这位俞平伯同学忽然于抵英两周后回国,傅斯年担心俞平伯是“精神病”,赶到马赛截他,才知道他回国的原因是想家。俞平伯归国后“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机会未绝,傅斯年认为俞平伯“中国文先生的毒不浅,无病呻吟的思想极多”,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所以,傅斯年跟他们的老师胡适先生说:“平伯回国敢保其不坠落,但不敢保其不衰枯。”在傅斯年看来,西方的新知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他担心俞平伯离开“新潮”后的“衰枯”:“当时有《新潮》一般人,尚可朝夕相供,现在大都毕业,零散了不少。如果先生们对他常常有所劝勉,有所导引,他受益当不少的。否则不免可虑。”

  王尧: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辞》、《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评论家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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